从社会进步和法治的视角而言，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建议，混淆了“降薪”和“最低工资”的概念。最低工资意味着保障劳动者生存所必须的最低标准，因此，企业可以通过降薪等措施尽量避免裁员，但不能突破“最低工资标准”的界限。按照“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社会才会往前进一大步。就此而言，如果我们把“中国制造”的前途依然寄托在对法治权利的突破和压缩劳动者的生存质量上，则永远走不出不得不依赖出口的周期律和恶性循环。实事求是而言，低廉劳动力既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所在，也正是其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

　　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是诸多原因造成的，但起码有一点，和中小企业实施《劳动法》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中小企业的倒闭与其说是因为人力成本的增加导致竞争力低下，倒不如说是产品本身技术含量不足，边际效益发挥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因此，解救目前中小企业的困境，需要政府在金融信贷、财政税收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大大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但绝不可以通过牺牲《劳动法》的方式，更不可以通过废除最低工资保障标准的方式。

　　在劳资的关系上，不可否认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劳动者没有议价的权利和能力的情况下，如果对中小企业实施《劳动法》豁免，结果可想而知。

　　奥尔森曾经说过，“最繁荣的国家恰好是那些凭借制度而提供了****限度的个人权利的国家，这绝非偶然。” 坦率地说，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绝不是 “泛法治化”，而仍然是缺乏法治的结果。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对待劳动法，对待劳动者的权利，其实是一份摆在我们面前的法治考卷，它从民生和社会进步的各个层面考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民生含量和执政能力。

　　我们不能将一些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理论争论直接拿到现实中来，更不能无视全球90%以上的国家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事实。如果我们把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通过压缩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则这种挽救经济的努力显然是缺乏正义的。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我们决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基本生存保障权，换取一时的经济复苏。否则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未来社会进步的道德基础，更会丧失社会赖以进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政府与其用“消费券”之类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不如扎扎实实地保障法治赋予大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法治和制度是可以创造GD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