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正是很多农家子弟的摇晃人生。他们目标清晰，命运却往往“沿洄难住”；他们仅仅可以依赖的资源只能是自己的不断付出。但命运在很多时候不是靠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充满了极大不确定性。一旦有捷径可走，他们往往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汪昌梅的老师让其签字时，她自然知道这是顶替他人学籍考试。但在命运面前，她很难去拒绝。

所以，套用一句烂俗的话，孙大勇、汪昌梅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并导致二十年来用别人的名讳生活，是大时代的小插曲。这算不上什么个人悲剧，但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高考制度，对每一个想改变命运的人，都有着无可否认的指挥棒作用；学校为了升学率，也往往有钻制度空子的激励。

但这早已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来处理孙大勇夫妇？何况，如果真如报道所言，特殊时期仅灌南一县就有千余人顶替高考，而且当初不少顶替者早已是当地官员，面对如此巨大的体量与复杂情势，真要处理起来也会非常棘手。

顶替别人学籍考上大学的人生也不好过。当个人改变命运的手段始终无法与其周遭的制度咬合，也注定一些人只能在努力之外，寄希望于更务实的途径来改变命运。跟那些靠拼关系、拼背景或者拼身体的人相比，孙大勇夫妇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不过是在一只与其无关的利益大手拨弄下，被动配合着旋转起来而已。好耶坏耶？时也命也。